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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导演”黄蜀芹:8部电影拍了20年,小题材抒发大感情!

来源:娱常见6252022-05-29

低产导演黄蜀芹:8部电影拍了20年,小题材抒发大感情!黄家有女在中国的影视圈,男性导演占据了绝大部分资源,知名的男性导演层出不穷、风骚年年,诸如谢铁骊、凌子风、谢晋、谢飞、吴天明、黄建新、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安、吴宇森、徐克、王家卫、贾樟柯……而能让人记住名字的女性导演,却稀有如凤毛麟角,第四代导演中的黄蜀芹,就是女性导演中的翘楚,在中国电影史上就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黄蜀芹是个低产导演,从1981年拍摄电影处女作《当代人》起,到2001年止,20年内她总共拍摄了8部电影、3部电视剧。虽然产量低,但是,每部作品都拍成了经典:1984年独立导演的电影《青春万岁》获苏联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纪念奖;1985年执导的影片《童年的朋友》获首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1987年编剧并导演了“女性主义电影”《人鬼情》获第五届巴西利亚国际影视录像节电影金鸟奖及法国第十一届克雷黛国际妇女节公众大奖;1991年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围城》获第1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1995年执导根电视剧《孽债》获第1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三等奖。黄蜀芹出生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其父是当代知名的戏剧大师、导演、编剧、作家黄佐临。母亲是上海著名戏剧家兼演员丹尼(金韵之)。1906年10月24日,黄佐临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洋行职员家庭,1925年开始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商科,从师于萧伯纳,开始涉足戏剧;在校期间,黄佐临曾自编自导独幕剧《东西》。1947年就执导个人首部电影《假凤虚凰》。1980年,执导的剧情电影《陈毅市长》,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8年,黄佐临获得中国话剧研究振兴话剧导演奖(终身奖)。1939年9月9日,黄蜀芹出生于上海泰安路120弄1号。黄蜀芹的家,是小街尽头一栋带花园的二层洋房。院落里有一片草坪,还有一棵老桑树。黄蜀芹是长女,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姐弟们从小习惯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在草地上打滚,说起话来没大没小,吃起饭来不等人齐就下手。父母对他们采取的放养式教育,让他们顺其自然。在家活泼好动,又快言多语的黄家五姐弟,一出家门仿佛都变了一个人似的,在陌生人面前开不了口,在学校个个胆小木讷,不善与人交流。五人中,黄蜀芹更是寡语至极,以至老师都不得不对她采取特殊教育——拿针吓唬她,说再不开口就要刺刺她,看带耳朵来没有,但她就是不开口。一听下课铃响,黄蜀芹姐妹就没命地奔向校门,爸妈的两辆自行车已经等候在校门口了。爸爸的车子前后、妈妈的车后各坐一个女儿,骑向“辣斐剧场”。黄蜀芹在后台做完功课,就去侧台或前台看戏。侧幕与舞台光区没有门墙相隔,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黄蜀芹后来回忆,童年时对舞台的这层体味,恐怕就是她后来拍《人鬼情》的潜在情感了。黄蜀芹的导演梦接受采访时,黄蜀芹说,高中时就开始迷恋电影了,最喜欢看的是苏联电影。衡山电影院离他们家很近,刚刚建成,她就每个礼拜天都骑自行车去。不怎么喜欢看国产电影,就觉得没有比苏联电影再好看的了!每当有新片上影,她都会看,看了回来还写笔记。高中毕业时,黄蜀芹准备报考电影学院,然而,由于特殊的年代原因,那年的北京电影学院不招生。为考电影梦,她主动要求下乡劳动,等待电影学院招生。那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刚刚开始。1957年的冬天,她去了上海的郊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在上海郊区待了两年后,1959年如愿考进了藏龙卧虎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北电1959级导演系共有22人,除了黄蜀芹外,还有琪琴高娃、郭宝昌、贝律娥、段吉顺、韩小磊、金熙甲、李耿、李伟、李新、李来顺、李云东、刘好学、刘文田、刘中明、卢平、潘相鹤、徒兆敦、吴天忍、许雷、薛英俊、赵家杰等人。回忆起北电岁月,黄蜀芹感觉自己像只不合群的丑小鸭,因为,大学的五年里,她整天低着头,不爱与人交往,一点自信也没有。而班上成绩最好、风头最健的学生,就是后来自编自导了《大宅门》的郭宝昌。郭宝昌是大宅门里的少爷(实际上是被从小抱养的),那时正值困难时期,他每逢周末就招呼同学们去他家吃饭,黄蜀芹是极少数没有去过他家的人之一。毕业那年,厄运降临到树大招风的郭宝昌身上。1964年初,北京各大高校毕业生在体育馆召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大会,台上宣布“阶级斗争就在我们高校中”,然后当场抓捕“反动学生”。“郭宝昌”的名字被喊了出来,两个人过来押走了他。所有人都震惊得不知所措,坐在后面的黄蜀芹吓得浑身发抖。招生时,资产阶级出身的郭宝昌本来过不了政治关,是爱才如命的系主任田风拍着胸脯为他担保的。郭宝昌出事后,田风受到审查,自杀了。黄蜀芹记得,田风总是提醒他们,要成为艺术家而不是艺匠。他总是支持那些带着个性和想象力的构想,无情地否定平庸之作。田风老师的死,对黄蜀芹的震动极大,她不敢说出来,但内心有了疑惑,总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她不善辞令,不会表演,但她坚定了决心,要用电影来表达和言说自己的思考。1964年,黄蜀芹从北电毕业后,回到上海并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进入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第一份职业是场记。场记是件十分琐碎而又要求十分严谨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将现场拍摄的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精确地记入场记单,协助导演合理规划镜头,防止穿帮、越轴等失误出现。场记是离导演最近的工种,如果按部就班的话,她很快就能圆了导演梦的,可是,由于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各种运动不断,尤其那个视文化为敌的十年,让中国的电影事业止步不前。走走停停中,十多年的光阴就悄无声息地从指尖流逝。一直到1981年,黄蜀芹才真正有机会当导演。在成为真正的导演之前,她已经有过预热,那就是给谢晋当了两回助导(副导演、助理导演)。1979年,在谢晋筹拍的电影《啊!摇篮》中担任副导演;1980年,谢晋执导影片《天云山传奇》时,她任副导演,并开始执笔整理导演台本。1981年,在上影厂厂长徐桑楚的推荐下,她被借调到刚成立的潇湘电影制片厂,执导了表现改革初期气象的《当代人》。《当代人》讲述的故事是,前进拖拉机厂副厂长蔡明,为了改变产品积压,质量不合格,生产的新车卖不出去,退货的“死车”又堵了门的现状,锐意改革,迎难而上,最终使企业拜托了困境,也赢得了职工和老领导的信任。影片由张甲田、仲星火等主演。拍的时候她就知道,这部片子不会有多大反响,但能够独立拍片已经很幸运了,哪里还能挑剧本呢。最重要的是,她地导演之路上跨了历史性的第一步。难忘的青春岁月第一次真正让观众记住黄蜀芹的,是因为她执导了根据王蒙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万岁》。1956年,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开始在《文汇报》连载,著名作家张弦看后很激动,就萌生了改编之念。张弦原名张新华,出生于上海市,著名编剧、作家,他留下人们最为熟悉的作品,就是1980年创作爱情小说、并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他凭借该片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被小说所吸引的张弦,曾两次向王蒙谈起,等小说出版后由他来改编成电影剧本。1978年,小说终于正式出版,王蒙遵约推荐张弦担任编剧。从那一年起,张弦又花了四年时间创作、修改剧本。上影厂将执导《青春万岁》的任务交给了黄蜀芹。黄蜀芹接到这个拍摄任务,是非常愉悦的。虽然从1957年中学毕业,到1982年导演《青春万岁》,前后相隔了25年,但是,《青春万岁》写的是她熟悉的女中生活,她觉得自己最适合拍这个片子。她说:“我知道女中的气氛,剧中人比我大六岁,我初一她们高三。剧中的女中生活我非常熟悉,就好像又勾起了自己中学的回忆,那些熟悉的难忘的往事。”张弦因《青春万岁》与黄蜀芹结缘。谈及对于导演黄蜀芹的印象,张弦说,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过于严肃,话很少,几乎没有笑容。这和他接触过的其他导演迥然不同。那些导演一般都是说话眉飞色舞,天花乱坠,初见便如至交。黄蜀芹的严肃,是源自她的寡言,但是,惜语如金的背后,除了性格原因外,还有她的处世风格与冷静思考。张弦在《黄蜀芹印象》中回忆,黄蜀芹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寥寥数语,句句中的。接到拍摄任务后,黄蜀芹在与张弦沟通时表示,她想把《青春万岁》拍成一部青春片和怀旧片。青春片在当时的语境下,多指西方一些青少年题材影片,不乏贬义;怀旧片也被认为是反映颓废、没落情绪的,敢于明确提出这种追求的,她是第一个。张弦听后,很赞同她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拍摄想法,在那个刚刚苏醒的季节,与大环境、大主题不相符,因而久久难获通过。黄蜀芹后来回忆说,当时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主题大多是“反思”,而这部影片所表现的50年代青年那种高歌猛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与时下的主流思潮并不相符。浩劫刚过,创伤还在,当时出现争议,她能理解。影片送审时,评审委员会的大多数人认为片子很“左”,有人批评说,举国上下都在深刻反思,你们的片子表现得这么热情和冲动,甚至充满了歌功颂德。黄蜀芹虽然有满腹理由,但是,由于性格原因,面对批评她几乎一句话说不出来。幸好,作为原作者和编剧之一的王蒙也参加了座谈会,他拍案而起,与批评者舌战。座谈会后,黄蜀芹和王蒙站在小西天街口的城墙边,站着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说,亏得你在,我简直没词,如果你不在,片子肯定死掉了。影片在上海试映时,却气氛热烈,发言者都很激动,黄蜀芹也泣不成声。张弦这才知道,原来不苟言笑的黄蜀芹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只是藏得很深很深。女性电影《人鬼情》拍完《青春万岁》之后,黄蜀芹又执导了儿童片《童年的朋友》和惊悚反特片《超国界行动》,她拍的这几部片子艺术性都不突出,更不前卫。她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她有一种欲望,觉得自己应该拍一部好电影,所谓“好”,就是要非常突出,能表达自我。半年的时间里,她每天都是翻小说和各种期刊杂志。一天,她在《天津文学》上读到蒋子龙的纪实小说《长发男儿》,小说写的是京剧女武生裴艳玲的故事。小说结尾提到的裴艳玲新剧《钟馗》,让她眼前骤然一亮。她一抬头,正好看到墙上那些色彩斑斓的大花脸,那是她的丈夫、上影美术师郑长符的戏曲人物画。她当时就感到,女人反串男人,而且是一个丑鬼,这种反差里有着巨大的容量,也有独特的形式感。黄蜀芹到裴艳玲所在的河北梆子剧院去体验生活。裴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向她和盘托出:她的生父和养父、婚姻和恋情。从她身上,黄蜀芹体会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深刻孤独感。黄蜀芹上的中学是女中,性格内向,小学时候就特怕男生,怕他们欺负。女中六年才把自己的天性全部释放出来,像个疯丫头一样,这是个很大的变化。黄蜀芹说,她惧怕的是,其实是种压迫感。黄蜀芹的叙述风格,有别其他男性导演。黄蜀芹说,一个故事你可以从社会角度,可以从男性视角,主流视角去做。而裴艳玲的故事给了她一个思考的崭新角度。原小说在表现政治运动方面的素材很多,但她打定主意这次不从社会动乱去反映人,甚至对时代背景的交待也放在次要位置,而是深入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和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她和主创团队一稿一稿反复筛选,以选择那些最能体现男权社会里的女性痛点的场景。有人说,改编自《长发男儿》的《人鬼情》,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女性电影,但是,在拍摄前或拍摄中,她从来没有读过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或者书籍。女权主义者这几个字她知道,但是具体是什么,一点不知道。拍电影的时候,她也没有去寻找或者去看这方面的书。她也觉得用不着看,那些感觉就存在在生命的记忆和体验里。《人鬼情》在国际电影节参展时,被公认为中国的女性电影。电影学者戴锦华称之为中国第一部、也是到当时为止唯一一部女性电影,它是关于表达的,也是关于沉默的;它关乎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与命运,也是对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将《人鬼情》称为中国的“作者电影”,是从民族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钟馗就是中国的“卡西莫多”。他说:“黄蜀芹找到了自我。”不一样的《围城》电影之外,黄蜀芹也曾尝试拍过电视剧,第一部就是改编自钱锺书的《围城》。黄蜀芹曾有一句“狂话”:如果要拍《围城》,那么自己是最合适的。黄蜀芹此话非虚,她的《围城》播出后火得一塌糊涂,还连摘大奖:第十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二等奖,最佳导演奖;首届国际电视节金熊奖;全国电影厂优秀影视片评比一等奖,最终被评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部经典的中国电视剧之一。拍摄《围城》,黄蜀芹有着自身优势,因为,她的父母都是30年代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她父亲与小说中的方鸿渐是同年同月归国的。上世纪的20、30年代,父亲黄佐临先是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商科,后来又获得剑桥大学文学硕士,抗战爆发后回国。因而,她了解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另外,她的中小学同学中也不乏上海洋小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生积累”,她对人物的把握才十分独到。比如,在她看来,方鸿渐绝不是一个花花公子或是钻营者,而是一位自由自在、不入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有名有姓的角色有72个,黄蜀芹称之为“七十二贤”,她要求演员的选择要做到几十年不后悔。重中之重当然是男主角方鸿渐。黄蜀芹看过陈道明在电视剧《末代皇帝》中饰演的溥仪,认为他的气质与方鸿渐有契合之处,最终以“你不演,我们就不拍了”“威逼”他接受了这个挑战很大的角色。苏文纨很难找,因为这个角色既要有高贵的一面,又要有俗不可耐的一面。黄蜀芹看过李媛媛演过的莎剧等舞台剧,认为她刻画人物的能力很强,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因此邀请她出演苏文纨。最后这个角色被公认为选角到位,连钱锺书都大加赞赏。《围城》他们写了十集。每一集拍十天,还是双机。他们是用拍电影的劲,来拍这个十集电视剧。十天拍一集啊,现在两天半、三天!都在室内,把一堆一堆话给说了,这就是电视剧。黄蜀芹后来说,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用拍电影的方式在拍电视剧。执导《围城》时,原著的独特魅力迫使她从创作心态到创作方法都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围城》让她想到“皇帝的新衣”,她觉得,这部小说就是专门揭露人性弱点、处处讥讽装蒜的,因此她对演员的要求是,要直觉、即兴、鲜活的表演,不要假深沉、伪抒情,总之,别装蒜。他们在拍《围城》的时候,特别愉快。很多文化圈中人、名人甚至官员都来跑龙套。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主动请缨,黄蜀芹分配给他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一角。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出演方鸿渐的岳父周经理,与夫人张文蓉在剧中饰演夫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于本正饰演政治家沈先生。张建亚接到黄蜀芹的电话,出演了诗人董斜川。饰演外文系主任刘东方的演员突然无法到场,王志华临阵顶替。由于资金的限制,没有同期录音。大家出于对钱锺书先生的敬意都非常认真,也都特别喜欢看那个小说。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拍完了一场,大家会集体鼓掌。比如就那个小寡妇骂街,骂李梅亭那些人。她用苏州话骂,拍完了以后,全场安静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全体人员热烈鼓掌,就觉得她演得太好了。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真与努力,黄蜀芹版的《围城》,虽然只有短短的10集,却成为永远的经典。《孽债》也能动人心有首老歌是这样唱的:这是1995年上海电视台播映的20集的家庭、生活、伦理剧《孽债》的片尾曲的头几句。当年,听首这着歌流泪难眠的上海有,如今已经老去,但是,那段魔幻岁月,却永远铭刻在老一辈上海人,乃至国人的心中。《孽债》的播映,创造了许多传奇。《孽债》播出时,上海电视台曾因播出“群星爱心演唱会”节目而把《孽债》停播一天,尽管事先电视台多次打出字幕向观众说明,但观众根本抑制不住强烈的收视渴望,不少人打电话询问电视台,并说明只要当晚播,再晚也没意见。为此,上海电视台当时不顾整整200万元的广告损失,将每晚播一集改成两集,首开电视台晚间电视剧两集连播的先河,这才让观众解了馋。《孽债》的播出,说它令上海万人空巷一点不夸张,其收视率也创下了当年的“上海最高”(创下了42.62%的收视率),与其同期播映的《三国演义》在其冲击下,由15%降为8.6%。《孽债》最终斩获得1995年“飞天奖”三等奖,及“五个一”工程奖。即使是时隔10年后的2005年,《孽债》被上海电视台以沪语重播,仍然引起追捧,收视率达到3.6%,创下单日电视剧收视率的最高。引发如此轰动效应的爆款剧的导演正是黄蜀芹。《孽债》是根据作家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叶辛1949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31日插队落户,1979年10月31日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整整十年七个月。在这十年间,叶辛作为知识青年,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孽债》讲述了五个孩子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多年前返回上海的知青的经历。那是一个时代,几十万热血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云南边疆。十年一梦,大返城的汹涌狂潮又把他们卷回城市。在边疆,他们抛下的不只是红土地、流沙河、橡胶林,还有他们的青春情怀和爱情结晶——孩子。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历史走到了九十年代,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有的隐隐约约知道了自己的生身秘密。于是他们中一些胆大的便呼群结伴,瞒着养父母偷偷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去探究自己的生命奥秘,寻找生养了自己,又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然而,上海的亲生父母都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儿女。千里寻父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到来就像一枚枚炸弹,将给父母的家庭掀起多大的冲击波澜。这样的故事,正是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因而才打动了万万千千的上海人的心。当有人问及黄蜀芹为何选这个题材拍摄时,她的回答是,那个时候她清醒地感觉到时代大变革快要来临了,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被推倒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八十年,甚至于一百年的历史文化、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抢下一些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孽债》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受老百姓喜欢,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就是那样的生存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大墙后面才是真实的上海人的生活。一个男知青讨两个老婆,一个女知青嫁两个丈夫,这个故事后面折射出来的是一代人的命运。据相关资料介绍:当年的西双版纳垦区的黎明农场,共有知青117人,已婚8人,未婚同居104人,私生子9个。大返城时,离婚6人,弃子9人,其余全部各奔前程。勐棒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415人,事实婚姻达7000多人,非婚姻生子200多个。1979年2月到5月,离婚300余人,弃子无数。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子或送人达数百个。知青的孽债是深重的,一百多对夫妻里,走到最后的只有一对。这是时代的悲剧,无关男女,但是,却是痛苦而又无奈的现实。。难怪有人说,这部电视剧简直是催泪重弹,看一次哭一次。这样的生活,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故事,抒发的又是人类共情,所以,才能让观众引起共鸣。逝者黄蜀芹李春波在《孽债》的主题曲《谁能告诉我》中这样唱道:…………这样的发问,即使是现在,仍能直抵人心,触及心灵。有时,个体的命运,还真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1998年,黄蜀芹执导了50集电视剧《上海沧桑》,这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作品之一,通过唐三浦的百岁人生折射出上海的百年沧桑。2008年,她在接受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顾春芳访谈时谈起,有人问她是否想念摄影机转动的声音,她说自己没有那么梦寐以求。虽然命运给予她的真正创作时间很短,但已经很幸运,曾拥有那样的十年。那时社会环境较好,自己也处于精力旺盛、思想成熟的年龄段。现在市场经济一点一点走向成熟了,但是这个年代已不再属于她和她的那一代。2009年9月9日,上海文史研究馆、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黄蜀芹电影导演生涯50年研讨会。2016年,获得第七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导演奖。晚年的黄蜀芹,住进了养老院,爱看书,但很少跟人说话。后来,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身边的亲朋几乎都不认得了。2022年4月21日,黄蜀芹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发布于: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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